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，礼炮声在北京上空滚动，一切都在欢呼，可就在天安门城楼侧面炒股配资交流网，刘亚楼抬头望了望天空——那片蓝得有些空旷的天空。没有护航机群，也没有礼节编队，假如蒋介石空军此时冲进北平，谁来拦？这个念头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脑子，他忽然明白：空军，刻不容缓。
庆典结束不到半个月，中共中央军委着手筹建空军的消息在高层迅速流转。10月下旬，毛泽东把刘亚楼叫进中南海勤政殿，没有寒暄，只一句：“组建空军，你来挑头。”一句话，把这位惯于陆战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推到新舞台。刘亚楼下意识回敬：“主席，我不会飞。”毛泽东摆摆手：“不会飞不要紧，会打仗就行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实际上给了他最高授权。
刘亚楼的履历放在当时的指挥员里很独特。1939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，俄语流利；抗战期间办过延安航空学校；四平、松花江一系列野战指挥经历，让他懂兵、懂炮，也懂后勤。更重要的是，性子急，行事猛，毛泽东看重的正是这股子冲劲。很多人后来回忆，建空军第一年谁都在摸石头，刘亚楼却像被鞭子抽着，天天往前冲。
11月25日，中央文件正式宣布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，萧华任政委。文件印发那天，刘亚楼立在西长安街小院，靠墙抽了一支烟，没说话。他清楚，一支空军不是牌子，而是一条完整链条：航校、机群、场站、油料、领航、气象，缺一环都飞不动。
他给自己订了三个硬指标：一年内要有300至350架可用作战飞机；战斗机与轰炸机比例保持2比1；航校必须先行。此后，刘亚楼带着五人代表团赴莫斯科。1949年12月15日，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批示同意援华方案，第一批143名专家与60名伊尔-10攻击机、拉-11战斗机的零配件同步启运。
元旦前夕，刘亚楼回到北京。凌晨一点，他把苏方协议及飞机明细拍在毛泽东办公桌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难掩兴奋：“飞机和教员都落实了。”毛泽东轻轻点头：“好戏就看你唱。”
问题随之而来。六所航校地点确定，校长名单凑齐，可政治委员空缺严重。空军刚起步，没有现成的“政工飞行员”。刘亚楼一边催各野战军提名单，一边琢磨：“短期内还是得去北京各大学挑人。”然而跨部门调人，程序繁杂，时间一拖就不是几天，而是几个来回。
1月上旬深夜，刘亚楼在办公桌前写下一行字：“请主席批示，从北大、清华、华北大学紧急抽调18—24名政治教员，赴航校任职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毛泽东批复：“可行，凭此条文去找安子文、陆定一。”
“你这可是尚方宝剑！”1月12日，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接过批条，笑着和刘亚楼打趣。短短一句调侃，背后却是一锤定音。当天午后，干部名单敲定，调令火速下发，空军政治骨干缺口被彻底填上。
紧接着，刘亚楼把全部精力压在“飞得起、带得稳”这两个关键词上。为节约经费，他要求新建航校宿舍采用土木混合结构，桌椅统一由东北老林拆下的松木加工；油料统购统供，任何仓库不得私留一桶。有人开玩笑：“空军司令员盯油桶，像不像管家？”可正是这股抠门劲，保证了每一升高辛汽油都用在机翼下。
1950年6月，第一期学员在长春第一航校试飞成功。那天，三架雅克-11训练机划出整齐的队形掠过跑道，指针定格在上午10点03分。塔台里一片寂静，随后爆发出掌声。刘亚楼摘下耳机，长舒一口气，对身旁警卫说了一句：“总算见到自己的翅膀了。”
有人问他，人民空军最需要什么样的飞行员？刘亚楼给出四个字：“胆大、心细。”胆大，敢冲云霄；心细，按纲操作。两条相辅相成，少一条都不成材。为此，他亲自拍板：凡是学员未经单飞考核，不得参加任何庆典编队；凡是飞行日志少一页，教官连带处罚。规矩严到骨头里，才换来后来的安全起降纪录。
1951年春，朝鲜半岛局势骤然升级。空军请战电报如雪片般飞向总参。那一年，刘亚楼不过39岁，却已在人民空军史上刻下深痕。林虎后来回忆：“刘司令把制度打得很死，我们后来接班人照本执行，几十年都没出大纰漏。”
从1949年那片空旷的天空到1951年志愿军歼-5呼啸出击，仅仅两年多。背后，是毛泽东的信任，是安子文的一纸调令，也是刘亚楼一条条精准到半分钟的作训表。有人感慨，这位陆军出身的司令员最终没能亲手握杆飞一次战机，却把最锋利的翅膀献给了共和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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